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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指示战略东移——石油勘探的重大决策
对于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来说，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，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变时期。石油工业在经历了50年代的起步发展后，形势依然严峻，国内石油产品只能自给40%。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，石油部是国家各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。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仅145万吨，天然气和人造油的产量是“平分秋色”。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的石油工业，是靠天然油，还是人造油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，石油工业的中共中央最书记邓小平当机立断，指出：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，当然要靠天然油。”党中央决策要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勘探，把石油勘探布局向东部转移，以改变中国石油工业偏居西北一隅的不合理局面。
1953年-1955年，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支持下，翁文波、谢家荣、黄汲清、邱振馨等人负责编制的三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，将中国划分为11个含油气远景区，松辽盆地划分为第6区，认为松辽盆地主要是侏罗白垩系新生代堆积，定为三级远景区。
1956年2月，在全国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上，康世恩提出将全国主要含油气地区作出全面规划，有步骤地进行勘探，从目前工作看应分为三类地区，把松辽地区列为第三类地区。1957年3月，黄汲清在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所作的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》中，将松辽平原划入含有远景区，并谈到在4-5年以内，将鄂尔多斯、四川、华北平原、松辽平原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在正确的。同年，石油部总地质师陈贲在石油部勘探会议上提出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布置，应“在塔里木、吐鲁番、黔桂、松辽、六盘山五个地区安排一定的工作量，进行区域勘探和寻找石油。”
地质界的舆论和科学预测以及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的建议，对我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1958年2月27日和28日，石油部部长李聚奎、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翟光明、王纲道同志，就天然气的勘探问题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，听取汇报的还有余秋里同志等。邓小平明确指出，要对松辽、华北、东北、四川、鄂尔多斯地区多做些工作。邓小平的这次谈话，大大加速了我国石油勘探东移的进程，对中国石油工业实现大发展，实现质的飞跃意义非同寻常。
石油工业部于1958年4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，同年5月又将勘探大队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处，6月又一次将勘探处扩大成松辽石油勘探局。同时，石油部还决定成立了华东石油勘探局、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。在短短的3个月里，松辽盆地的勘探机构连升3级，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，说明了石油工业的决策者们，对松辽盆地所寄予的厚望。
石油勘探战略东移，对大庆油田的发现，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。
1958年2月，地质部发出了“三年攻下松辽”的战斗口号。在吉林省扶余县前郭旗的一口井中，首次遇见厚达70厘米和50厘米的油砂岩层。6月17日，又在公主岭西北杨大城子镇附近的一个钻井中，遇到了一个厚度在3米以上的含油砂岩层，岩心取出后原油渗出。6月25日，新华社根据这个资料，发出了“松辽平原有石油”的消息，报道说：“松辽平原不久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油区之一。”
1959年2月11日（正月初四），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里召开了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协作会议。经过充分讨论，大家一致同意对松辽盆地勘探成果的基本估价和1959年勘探部署，并明确了两部分工。1959年3月，石油部在四川召开南充会议，又发动群众讨论了宋辽盆地勘探部署和措施，提出要加强地质综合研究力量，确定由石油工业部是有科学研究院余伯良率领部分科研人员、北京石油学院部分师生与原松辽石油勘探局研究人员，联合组成了松辽盆地地质综合研究大队，余伯良任大队长兼松辽局总地质师，胡朝元、钟其权任副大队。
松辽盆地勘探队由二部一院（石油部、地质部、中国科学院）通力合作，充分体现了全国“一盘棋”的团结协作精神。
松辽盆地石油勘探，是第一次贯彻以盆地为整体的勘探部署，在广泛的覆盖区开展区域综合勘探的一次成功尝试。通过两年多的普查、勘探，明确了中央坳陷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，进而优选了钻探目标。从盆地打第一口基准井（松基1井）开始，到发现大油田只有一年零两个月，这是中国油气勘探史上最成功的一个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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